银泰配资为何19世纪才拥抱奥运？中国传统体育观念的得与失

中国人热爱体育吗？在新书《体育作为方法：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明传统》中，历史学家徐国琦提出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关于体育的悖论。

中国传统的体育和游戏强调身心合一，注重养生，不鼓励竞争和高强度对抗比赛。而从古希腊开始，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影响下，西方体育注重竞争、强身健体和超越身体极限，一直延续到现代奥运会提倡的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。

古希腊人开创奥运会的时间，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和汉朝，但直到19世纪末，中国人才开始拥抱“奥林匹克之梦”，通过参与体育运动，谋求回到世界强国之列。中国人何以走过这样一条漫长体育之路？在当今社会更加讲求自我实现、提倡培育全面人才的环境下，怎样的体育观更值得提倡？

古代体育观念注重养生

早在中华文明之初，在体育观和身体观上，中国人就走了一条与西方人不同的道路，这是与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相关的。徐国琦认为，古人的体育观和身体观与身体本身关联不大，更多考虑的是精神、道德和文明层面的身体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人讲究文武兼备。孔子提出“六艺”—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其中至少两项跟体育有关。“文武双全”，在当时的社会上是受人尊重的正面形象。

汉朝“独尊儒术”，政治上实现“大一统”之后，从中央政府到民间，思想意识上的文武天平开始倾斜。人们对武看得没那么重了，更讲究修身养性。

中国人有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的传统观念，而古希腊的奥运会把竞技体育发展到了极致，这样非常不同的体育之路，直到近现代西方体育思想传到中国，才重新合流。

徐国琦向第一财经表示，“气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体育概念。“气功也好，中医也好，古代中国人讲究气，不能把气给打破，不搞极限论。”

书中提到，体育在古代中国更多体现为教育和养生，认知上不提倡对抗性体育锻炼。实践当中，也把一些发展较好的项目，作为自我提升、教育规训、军事训练和娱乐目的的活动。

从历史看体育的文化交融性

另一方面，古代中国体育也融合了四方文化，特色鲜明。徐国琦认为，中国文化是开放的，古代体育的中外交流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，这对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体育也很有启发。

比如马球，在发达、开放的唐代风靡一时。唐人称马球为击鞠或击球，一般认为它起源于波斯，可能经中亚，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再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。

唐《章怀太子墓马球图》（局部）出版社供图

有文献记载，唐太宗喜欢马球，使这项运动在唐朝发展极快，多位唐代皇帝喜欢打马球。为了娱乐，宫中发展出了女子马球比赛。考古发掘证明，当时女性参与马球运动并不少见。

书中分析，西域来华谋生者众，加上皇室热衷、军队将之作为训练手段等因素，马球成为唐代的文化风尚。但马球热没能延续下来，后来走向衰落。清代禁止民间养马，马球彻底绝迹。2008年，马球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武术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。徐国琦提到，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，但是在印度，佛教是排斥武术的，在中国两者却出现了结合。少林寺被称为“禅宗祖庭”，在禅宗视角中，功夫就是修行。这与修身养性的传统中国体育观呼应，练武成为一种修行参悟、提升思想意识的方式。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，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，有日本学者认为少林武术与儒家思想结合紧密，以文武并用实现积极入世。

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，中国男女武术队表演了中国武术，第一次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，他们表演的照片被收入当届奥运会的正式报告中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武术作为特设项目，举办了表演赛。柔道作为日本传统体育项目，已经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，而正是中国人陈元赟（1587-1671）将少林拳法等武术带到日本，1626年在日本国昌寺居住时创编柔道，他也被尊为柔道的鼻祖。

滑雪、摔跤等运动在我国也较早出现，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为历史生活习俗的关系，有这方面的运动传统。这些项目在世界上也传播较广，有很多地理、风俗相似，历史有关联的国家在开展。

徐国琦认为，这些有过中外共有历史的体育项目，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宝贵资源。他在书中还分析了围棋、麻将等怎样被外国人广泛地喜欢并参与，在当今世界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。

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麻将手册内页出版社供图

反思教育与体育的关系

在孔子“六艺”得到提倡的时代，体育是古代教育的主要项目之一。古代体育也有一部分承载了规训功能，因此也与军事训练有关。

“六艺”中的射、御两项都有体育教育色彩。其中的御，周代以前是御马行车，春秋战国时衍生出骑马。周礼中的“五御”，就是御车的五种方法。射流行于商代，在周代延续。商王会与贵族集会打猎，比赛猎物，论功行赏，再行祭祀先祖之礼。

学者胡新生发现，西周射礼有三种：以训练射术为目的且强调军事功能的习射、强调宗教祭祀功能并象征宗族领袖亲自狩猎的射牲仪式、与宴乐结合并有集体娱乐性质的射礼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后来保留的主要是射箭礼仪、投壶等娱乐形式。

宋代可谓中国古代体育的转折点，程朱理学兴盛造成“重文轻武”观念盛行，大规模科举考试的热潮给社会带来苦读求功名的思想。徐国琦认为，程朱理学、科举考试的统治地位，导致中国男人缺乏阳刚之气，缠足之风兴起则残害女性身体，都使得宋代形成了畸形的审美和身体观。

这种观念和社会现象延续到19世纪末，有识之士认识到“东亚病夫”的形象必须改变，由此开始学习西方体育、改革教育，实现强身健体和强国理想的新文化，得以大力传扬。

在徐国琦看来，这样的历史演变对我们理解体育教育如何开展，有很重要的启发。举国体制能培养出争金夺银的运动健将，但是不足以教育出更多发自内心热爱体育、从自己的爱好角度去寻找合适项目的年轻人。

“要尊重人的本性，强制不如引导。政府或学校想运用体制去推动项目，实际上难以产生成效。要让孩子发挥特长，让他们去尝试和享受体育。中国的竞技体育，在夺牌成绩上看有些‘阴盛阳衰’，这一现象很发人深省。体育当然是教育，但是，体育培养的是团队精神、领导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。”徐国琦因此建议，要吸取古代体育观中好的一面，让人理解体育是修身养性的一部分，使人在参与体育中找到真正的自我，发挥自己的热情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
徐国琦旅美已有20多年，亲历美国校园体育的发展和各地体育赛事的氛围。在比较中美体育文化时，他提到，西方的运动员多是自费训练，愿意冒受伤或失败的风险，愿意经历挑战的过程。“我们的学校、家长都怕孩子受伤、怕担责、怕失败。体育的精彩之处不就在于挑战自我极限吗？我希望体育教育也能够回归体育精神。奥林匹克精神讲究重在参与，而不是必须赢。”